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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对儒家思想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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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其中众所周知的“求才三令”可说是其中较突出的一点。在“三令”中曹操将一些不符合儒家用人标准甚至和儒家思想相左的理念如“负污辱之名,见笑
这其中众所周知的“求才三令”可说是其中较突出的一点。在“三令”中曹操将一些不符合儒家用人标准甚至和儒家思想相左的理念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等用作取才标尺,从而在尊儒的同时又在社会上开了颠覆儒家用人以德的标准。清人顾炎武因此认为:“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不难看出,在后人眼里,求才三令的颁发不说和儒家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偏离和违逆,“是违反名教传统的”。
突显法治可以说是曹操统治时实行的和儒家思想治世理念相冲突的又一叛逆行为。曹操统治时明赏罚、重刑罚、实行了不少法治措施,带来了社会秩序的较快恢复和经济发展以及学校教育的推广、社会教化的较好施行,但以法治为主要统治思想,强调严刑峻法又必然使曹操对刑罚的运用远远超出以儒术为治国准则人士所能认可的限度,因而曹操很大程度上以刑罚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式和思想在他们眼里便表现出了背离儒家思想甚至是对抗儒家思想的态势,这也就导致其时主张儒术治国的人认为:“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表明曹氏并不以儒学为务。
曹操高陵中的刻铭石枕
陈琳檄文所说:‘细政苛惨,科防互设',反映的是儒家豪族对曹操重法术的看法。好法术可以说是曹操鄙弃儒术的一种必然结果。可见,以重刑罚为特色的社会治理虽然不过是曹操在汉末重建统一社会秩序中的一个主要手段并被名士郭嘉看作是“治胜”之表现者,却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很大程度上对儒家思想的“叛逆。
此外,严格推行节俭可以说是曹操施政中与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相冲突的又一行为。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崇尚奢华生活,主张锦衣玉食、鼎食钟鸣和曼妙歌舞,因此在两汉特别是东汉,奢华生活几乎成为贵族社会普遍习俗,而这种习俗到东汉后期是愈演愈烈,至于“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曹操执政后对此予以大力纠正,不但身行节约,还以崔琰、毛玠“典选举”,在官吏间普遍推行节俭之风,由此扭转奢华风习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
但曹操所为与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重礼所崇尚的豪奢生活理念相违背,且在政策执行中又稍显矫枉过正,所以不但丞相掾和洽谏说:“……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而一些贵族士大夫也并没有完全依照执行,可见,曹操的节俭思想是为汉末儒学士大夫所排斥和反对的,在他们眼里,曹操对节俭政策的严格推行无疑是反儒家思想的,因而曹丕执政后,曹操的那种严格节俭思想便在儒学世家大族施治思想里渐消解于无形。
总之,在承袭两汉社会思想下,汉末崛起的曹操一生政治作为中既表现出有源于社会思想意识、政治理论和本身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也有重建统一秩序、因时施政、建立曹氏政权政治需要方面所采取对儒家思想的某些叛逆举措,从而敬畏与叛逆成了曹操政治生涯里面对儒家文化思想存在的一种矛盾纠结心理。
参考文献:《三国志》、《晋书》、《后汉书》、《说文解字注》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zonghexinwen/2021/0329/5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