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儒家思想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2)

在改变风俗和推行文化教育方面，曹操同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针对汉末以来社会风气衰败现象，他颁布和推广《礼让令》，以为“斯合经之要矣”，并在频繁的战争中积极兴学重教，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些行为不但使儒家思想得以延续和播扬，也极大地影响了曹魏大臣及其继位者，至于魏文帝、明帝乃至高贵乡公曹髦皆能在很大程度上实施措施振兴儒教，而大臣如刘馥、杨俊等也都能在任职一方时兴修学校，传播儒学。

不仅如此，在家庭教育上曹操重视的也是儒学教育，要求子孙勤读儒家学说，并请精笃儒业者如邢顒、崔琰、邴原等来辅导他们，以此故，曹丕“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而曹植等也都深受儒学熏陶和影响。可见在曹操的思想里，不论是用人还是处事始终都深受着儒术治国理念的影响，在他的价值观、世界观里始终都有着儒家文化思想这杆标尺。

特别是当统一北方大局趋于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面对人们议论他“有不遜之志”时，建安十五年十二月他颁发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于其中他自剖心迹，以齐桓、晋文和周公自譬，强调了自己没有篡汉之心只有忠汉之举、自己将永远忠汉等，这让人看到了曹操从心理上无法真正走出儒家“君君臣臣”那一套理念的约束和限制：不仅担忧自身偏离儒家思想，也非常畏惧他人视其言行有偏离儒家思想的表现。不仅如此，在对待一些名士拒绝与他合作的态度上，曹操往往也多从儒家思想角度考虑表现出妥协和退让。祢衡为汉末名士，被孔融所举荐，曹操欲用之。但祢衡恃才多“骂辱曹操”，这使曹操非常愤怒，很想因此杀掉他，但又正如曹操所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

因此曹操将他送与刘表。而刘表怒衡贬己，又将祢衡送与黄祖。“后衡众辱祖，祖杀之。”祢衡是人才，曹操欲用祢衡却不为所用，而祢衡寓居荆州，加上刘表在荆州大兴儒学，“宽和爱士”，因而曹操将祢衡送回与刘表，本是情理之中事，无需多猜疑，至于后来刘表送祢衡与黄祖也非曹操所能料，因此说曹操“挟数用术”杀祢衡并没有充分确切理由。儒家认为：“宁丧千金，莫失士心。”强调为政者要从民望、得民心。从史料来看，曹操不杀祢衡实质乃是源于他内心畏“名”于己不利，害怕由此背负骂名，破坏自己尚德行、崇礼让的形象，从而无法实现其“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愿望。一句话，曹操不杀祢衡实是他畏惧儒家思想的一种软弱妥协的表现。

曹操高陵

同样，在对待杨彪和田畴态度上曹操也表现了这种内心。杨彪为汉末名望公卿，也为一时儒学名士，在曹操与袁氏对抗过程中，他与袁术联姻并称疾辞官，这使得曹操对他非常不满和反感，故而后来曹操逮到机会便“诬云欲图废立，奏收下狱，劾以大逆”。然而最终在众多儒士求情下，加上担心“杀一人而失天下心”，曹操只得将他赦放。这可以说是曹操屈服于儒家施政思想的又一举动。而田畴不仅为汉末儒学名士，在曹操东征乌桓时还有功于曹，曹操因此几次要赏赐他，但都被坚拒，这使曹操颇为不满，故而欲强令威逼之。

最后曹操也是在“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等儒家理念作用下无可奈何地屈就了田畴志向。而且在曹操执政后期，他不仅在地域上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统治局面，在政权内部也几乎消除了兴汉反曹势力，他的统治已基本得到社会认同，然而即使这样，在时人认为他已可代汉而立，如孙权上书称臣，陈群、桓阶等人劝他称帝时，曹操还是囿于儒家思想的限制，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没有废汉称帝而仍选择做汉的大臣。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曹操心目中是有着很高的地位的，曹操对儒家思想的敬畏贯穿其一生。

曹操高陵中的圭形石牌

三、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叛逆

尽管儒家文化思想在汉末社会意识中依然发挥着很大程度的导向作用，曹操在施政中也深受其影响，但一如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末社会政纲驰坏、刑礼堕败、吏治混乱和强权当道之时局，相对于西汉稳定局面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也更非单一儒家思想所能扭转治理现状，以此故，汉末乱世曹操在不弃儒家思想施政的同时始盛乱世用重典，将法治和儒家思想等相结合来拨乱反正、治理社会。为此他不但早年为官洛阳、济南以重刑惩治贪官污吏，在后来与群雄相争过程中他也是一方面推行儒家思想统治，一方面为维护、扩大统治政权又不为儒家思想所限实行了许多非儒政策和措施，显示出诸多如田余庆先生所说的“叛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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