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体诗创新改革的思考(2)

二、诗词改革是文化进步和大势所趋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和转折点，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救亡运动与旨在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的新文化运动融为一体，成为一场中华民族真正的觉醒运动，同时也对中国文化思想进行着改变。与之出现的现代诗或称“白话诗”，与古典诗歌相对而言，最大的一个特点和突破就是不拘格式和韵律。

现代诗最早出现在清末。在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西方诗歌被翻译成白话文，但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广泛。然而，旧体诗依循格律却也为当时文人所一致诟病。鲁迅曾表示：“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信)柳亚子也曾感叹：“再过五十年，是不见得会有人再作旧诗的了。”因为“平仄是旧诗的生命线，但据文学上的趋势看起来，平仄是非废了不可。那么，五十年以后，平仄已经没有人懂，难道再有人来作旧诗吗？”(《谈诗》，1942年)

一代伟人毛泽东非常喜爱中华古典诗词创作，仅在199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就收录了67首作品。他通过自己的伟大实践继承并发展了优秀的传统诗歌形式，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中国传统诗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内容上，都为我国当代的诗词艺术史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光辉一页。他的诗词气势磅薄、造诣极高。他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出路有精辟的论述，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要给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毛泽东还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毛泽东在《给蒋竹如的信》中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而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尚是很有用的。”可见，毛泽东虽然喜爱写格律诗，但不提倡格律诗，主张用民间语言写精短而有韵的民歌体式的新诗。1945年，毛泽东发表《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词句虽不押韵但气势磅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虽无平仄但信心坚定。这是伟人用诗词抒怀对历史的预判，这样的语句才称得上是上乘的诗词。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定文化自信、高扬改革旗帜、锐意进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稳步迈进。[2]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表示：“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诚如其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并强调：“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告诫我们：“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就是要看它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最根本的决定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文艺创作、学术科研与人民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这是一根永远剪不断的情感脐带、文化脐带和历史脐带。这是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两个根本要求，也在本质上回答了优秀的文学艺术创造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引起广泛关注。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经据典，为优秀传统文化“代言”，诗情画意的语句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人魅力和智慧。人们在“解码”中逐渐认识到，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兼收并蓄，是“习语”的魅力之源。习近平在其《军民情·七律》中写道：“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平实的语词里展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通过显露情趣的人与自然互动，抒发了浪漫主义的情怀。在其《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中写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这首词情真意切、质朴动人，人们纷纷为之点赞，成为当代共产党人的“明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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