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时期欧阳修文学创作与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4)

(三)士君子主体性的弘扬

欧阳修天圣七年应试所作《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在比君主为堂，维护其权威的同时，又比大臣为陛，认为堂高还须陛峻，臣贵方能君尊。到了洛阳时期，弘扬主体性的对象，由“迩臣”变而确定为士君子阶层。嘉祐年间的《内制集序》回忆：“昔钱思公尝以谓朝廷之官，虽宰相之重，皆可杂以他才处之，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为此语，颇取怒于达官，然亦自负以为至论。”欧阳修五十多岁还记得这一番议论，足证记忆深刻。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肯定辞华文章，二是辞章之士与朝廷百官的对比。也许是受钱惟演影响，他这时弘扬士君子的主体性，根据主要是其文化素质，而且有意无意地跟达官贵人相对立。《送陈经秀才序》标榜自己这群“卑且贤者”真能得山水之趣，达官贵人是不懂的。《上范司谏书》说“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比“有司之法”更为可惧。《杂说三首》之三说君子是“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然则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士君子的重要性，源于学养，源于所掌握的文化权力，这往往又是达官贵人所不具备的。从中可以窥见“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理论的萌芽。

欧阳修高度重视士君子阶层，终其生而不改，《易童子问》卷二、《论徐峤称弟子帖》(《书简》卷九)均有表述。但他的判断标准后来亦有变化，主要根据是其人格修养，而不是洛阳时期所说的文化。《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夫所谓名节之士者，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牵于苟随，而惟义之所处；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为，而惟义之所守。其立于朝廷，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其人至难得也，至可重也。”欧阳修对士君子主体性的弘扬，重心有一个从文化素质向人格修养转移的过程。洛阳时期则还处在前一阶段。

洛阳时期欧阳修的思想，为其后提供了不少重要命题，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他论“道”的实践，首重“虚静”的人格修养。而他这几年的生活状态，是“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答孙正之第二书》)，才子气十足。更有甚者，生活上不自检束，他自己的词作如《少年游?偊b玉壶冰莹兽炉灰》，宋人笔记如《钱氏私志》皆有记载，殆无可疑。这一切均和他标举的“虚静”人格，不相一致。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明道元年拒绝“逸老”称号一事上。据程杰分析，当时的背景，“大约同时或稍早一些，石延年等人的放逸之风曾受到了士林的非议，欧阳修对此不会无闻。其拒绝称‘逸’，表明‘复古明道’大势之下不得不有所避忌，士人必须自觉地以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自我。”[5]说明他提倡人格完善，仍是追随潮流，尚未完全付诸行动。

在事功层面，欧阳修这时也无可称述。他在洛阳，虽然关心民生疾苦，但自己做官是很舒服的。钱惟演“未尝责以吏职”(《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使得他“但觉从军之乐，岂知为吏之劳!”(《上随州钱相公启》)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引张舜民《与石司理书》，记载欧阳修亲口说自己发愿习谙吏事，是在贬官夷陵之后[6]。覆按欧集，此说可信。欧阳修景祐三年甫抵夷陵，写信给尹洙就说：“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7]999五年写信给梅尧臣，又说：“某自作令，每日区区，不敢似西都时放纵。”[7]2447在洛阳不勤吏事可知。“道”的第二个实践层面，也几乎全然落空。洛阳时期的成就，主要还是诗文创作。

由于“尚好文华”，欧阳修把士君子的主体性，建立在文化素质之上。按说履践圣人之道，首要是人格修养，可以简捷地推论出，士君子为人所重、为世所法，人格修养是关键因素。而欧阳修在这个问题上，却向“道”的实践中最后也最不重要的一个层次倾斜，就理论本身来看，也有很大的漏洞。

综上所述，欧阳修在洛阳三年，主要成就是诗文创作。古文初步形成了委曲蕴藉的个人风格。诗歌上则兴趣广泛，兼收并蓄，不主一家。古文艺术的进步，带动了以文为诗一类风格的进展，但未能占据主流。

理论上，形成了简要平实的思想风格；明确提出“道”的三个实践层次，主次顺序是：道德、事功、文章。在前两个层次上，知、行还没有合一。而着重从文化素质角度弘扬士君子的主体性，与“道”的实践层次的主次顺序不合。及至洛阳阶段过后，论证重点从文化素质转到人格修养上，才弥补了这一理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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