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3)

经过“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3年，中国基本上扫清了封建主义残余，解决了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主要矛盾，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资产阶级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消极腐朽的一面，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建设，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改造。毛泽东提出，“资本主义如果不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控制它们，就要起破坏作用”［8］（P636）。1952 年，周恩来在《“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9］（P18）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社会完成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后，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凸显出来，如果不向社会主义方向引导，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从1953 年起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三大改造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决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6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第一次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明确表述，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明确了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建立的情况下，出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一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判断，具有变革性的意义。为何在1956 年中共中央做出这一判断？分析其内在原因，有利于正确认识社会变革与执政决策之间、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国内情况来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的障碍已经消除，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显迫切，比如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农民和职工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初步提高，但还远远达不到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水平；文化教育事业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了巨大进步，但总体水平不高，还远远赶不上国家发展的要求，等等。即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还不能够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因而自己不能供给很多重点工程的主要设备。我国生产的钢材在数量上和品种上也不能满足需要，许多种高级合金钢还不能生产，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品种类很少，无线电工业还很薄弱，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还几乎没有。在燃料方面，石油的产量特别落后于需要”［10］（P30）。此外，我国的工业布局、农轻重的比例也很不平衡，交通运输和科技事业很不发达，这些问题成为中共中央重点考虑并予以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国际局势来看，1956 年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思想上出现了巨大分歧，使中共中央认识到苏联国家内部也不是毫无问题的，中国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如何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注意十个关系，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1］（P101-102）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一切向苏联看齐转到思考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中之重。

然而，到了1958 年，中央对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了新的研判，并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表述，提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2］（P288）。此时距中共八大召开尚不及两年，之所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出新的改变，有着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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