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4)

从国内来看，1957 年的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1957年4月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引发了党内外的热烈讨论，很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了意见，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些意见。5 月4 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讲道：“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评，不要停顿或间断。”［11］（P455）他认为此时的批评意见是对党和政府有益的，认为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但是，随着一些人趁机攻击诋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出现要取缔共产党执政的极端声音，使得毛泽东认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7 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讲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11］（P543）至此，毛泽东已经改变了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从国际上来看，1956 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甚大。他分析了1956 年匈牙利发生革命的原因，认为存在阶级的因素，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套用到国内来，在国内进行反右派斗争时，错误地估计了客观情况，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毛泽东时刻警惕着中国发生类似匈牙利革命的事件，认为此时的反右派斗争如果搞不好就容易出现类似的革命，进行阶级斗争是极其必要的。

正是基于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政治考虑，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至此改变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与实践也从此“变道”，直接影响到以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路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一旦确定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社会主要矛盾，就需要用制度的方式来确定和巩固这一政治判断，不能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次要矛盾，就轻易否定已经确定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之所以出现背离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判断还不准确，没有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因而难以从实际出发作出准确研判。

关于这一时期提出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有着高屋建瓴的分析：“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3］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于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将这段历史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中来审视，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了解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三、准确理解基本国情“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解决途径（197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次是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共同点之一都是突出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前者强调了物质文化需要，后者强调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后者的内涵与外延更加广泛。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第二次矛盾转变的基础，没有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就谈不上第二次矛盾转变，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一）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九大之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深刻反思，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重大政策调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人民物质水平极度匮乏的问题，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作出新的重大调整。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4］（P54）该决议指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4］（P54-55）此次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重大调整，是对改革开放之前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所形成的重大政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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