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11)

近年来因教育而少少知唱歌之要矣，因唱歌而少少之要矣。于是创音乐改良之说，于是立音乐改良之会。呜呼！革新中国不当如是耶？虽然，今日之言改良音乐，犹五十年前之练洋操、购兵轮耳，口令未改，驾驶无人也。噫！

入一外国小学校，歌声朗朗，琴声洋洋，其有动于衷也。于是归作一歌，购一琴，于其学堂中则更添一科，曰唱歌。其歌之能唱与否，琴之能弹与否，吾不敢知。至若无力者，则喟然叹曰：吾中国素有乐也，而今沦亡不再矣！其热心音乐也有如此。[20]（P209-210）

至1904年，国人赴日考察教育，人流规模越来越大，行程越来越密，可谓蔚然成风。盖是因为，清廷于当年颁布了法令，欲推动新式学堂与乐歌课程建设。回应上意，落实政策，便有这种蔚然成风之现象。这种颇具中国特色工作方法，致使同样的学堂与乐歌，在不同环境，在不同时间，却因执行者的动机与愿望，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人间世相?。好的方面，是学堂趁此之际，得以规模性地扩张，扩大了学堂乐歌的影响力，不仅因此增添了新的乐器设备，而且还得此之便更新了教学内容。

或因认识，也或因策略之异，这些改变，这些政策执行者的动机，在沈心工那里是百年难遇之历史机遇，而在曾氏那里，却不以为然。在曾氏看来，音乐乃文化学术，自有其特殊规则。办音乐教育，乃非常专业的事情，须专业的人来办。用外行来办，浪费金钱不说，还浪费学堂乐歌的发展质量，因此对此种变化，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学堂乐歌中国早期音乐家自身的目标意识，从一开始时，就不曾统一过，而是至少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即有专注所讲所唱之内容的，更有为何这样讲、为何这样唱的学术目标意识的。今日看去，学堂乐歌先进们所宣称的理由与重视的理论，或许未见得十分重要，但他们这种行动与目标意识，即严肃的中国新音乐建设者，所设目标不妨各异，却是一份珍贵的音乐思想文化遗产。这种目标各异的现象，当是学堂乐歌那代音乐人作为社会力量的不同角色与不同责任之担当，他们畅所欲言，无所惧民众憎疾其不闻“时风众势”，也无所惧当政者以为其欲做反动之状，其情其心其言其行，让我感佩不已。

遥想几十年之后，中国专业音乐教育诸先进们，在技术、知识积累上，已超过学堂乐歌先进们许多，但遗憾的是，无论是中乐大家，还是西乐巨匠，都依旧未能在这个目标认识与理解上达成共识。结果抗战之后，藉由各种政治力量而不断骤起引发了诸多矛盾，再也无法调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爆发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音乐界的世纪灾难——以意识形态的标准为标准，技术被冠以资产阶级文化之名，将西乐和传统音乐斥为封资修，大肆破坏。

因此之故，百年之后，我在藉由有关文献拼接沈氏此期所作所为，感知到他身上的智慧、隐忍、信仰与热情，常身怀感动，不禁叹息：在由士人转化为最初的音乐教师过程中，沈氏的确是不仅出于对音乐与教育的热爱，更是出于形而上的“道”之自我完善。要不然，很难想象，以沈氏这样的资历与学缘脉络，何以能平静地对待曾氏之批判。即使今日，学术批评氛围良好，想起沈氏于同道之批评，其所言所行，气象宽豁处，呈现的魅力人格，依旧令人感到温暖、亲切。可以肯定的是，曾氏之批评现象，或多或少，与沈氏有关涉，且曾氏之文字，也曾出现于沈心工书桌之上。否则，我们很难想象，1904年的沈氏，身在沪上，既有士林友朋，又得到端方的青睐，且有留日学生之身份，居于沪上乐歌文化中心，人脉之广，怎么可能没有渠道及时获得到这些让人不舒服的讯息？否则，就更难以解释沈氏何以进入民国后，还专门为此构思行文，表明其所为，其所不为，以及其未来打算，回应之前潜在的批评意见。对于这一点，后来者的研究思路可能迥异于前人，可对于这些中国近代音乐史料的内在价值之确认，对于我的判断，我想，则不太会有太大的分歧。沈曾二人，虽同是时人与音乐史上推崇的学堂乐歌主将，但二者的审美趣味与行动步调，其实并不是后人想象的那么一致与协调?。

当然，沈与曾的真正区别，到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对音乐教育之理解观念与行动策略。在曾看来，中国音乐改良，远期目标是输入欧洲音乐资源，即“欲究学者，须通英、德两国文字，留学欧洲，勿往日本” [18]（P226）；近期目标，通过输入日式音乐教育，对国人音乐审美趣味进行改变，提升民众素质，变“今中国之音乐立可谓之‘非音乐’”，为“真音乐”。曾志忞1904年的《音乐教育论》公开地向鼓吹音乐教育者发问：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qikandaodu/2021/0301/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