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9)

不过，内容虽旧，却并不影响它的实效与传播。其实，对于思想传播而言，关键不在于内容是新还是旧，而在于传播者的心态。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反传统的同时又想学习西方，其实是晚清当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共有的心态。他们一方面，痛恨西化；另一方面，却又想从“西方”取万灵丹。他们表现出的时代倾向，王汎森曾将其归为“反传统的传统主义”[15]（P244），即他们在批评传统的同时，又向往某种他们认为更纯粹的传统，既不满意于当时西方事物对中国的影响与冲击，但又想学习西方最“科学”、最“进步”的主义。年轻的匪石之所以能迅速超越前辈章太炎等，就在于他掌握有关“国民”、民权思想等思想观念，并能将此融入音乐教育与中国音乐改良思想观念之中。相比而言，章太炎等前辈，在这方面就逊色不少。[17]（P318）这些前辈之所以后来逐渐在新文化革命阵营中边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至始至终都无法掌握或纯熟运用新概念，使用新思想资源。

晚清民初，中国音乐思潮涌动，表面上看，各式各样的音乐思想与各种翻新迭出的艺术实践，各有各的不同来源，内容也形形色色，好像很丰富，但实际上，仔细探究，不难发现，因为语言障碍与交流之局限，引入的大量西方文化，实际上是“日本化”了的西方文化。这些大量经过日本转手，进而再输入到中国的西方文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影响深远?。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七章“现代汉语与日语词汇的摄取”，分设十四节，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汇表，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翻阅比对，看看晚清中国乐界使用的新名词、新概念是否几乎全部来自日本?。

匪石他们这一代中国音乐思潮的弄潮儿，虽罕有机遇接受正宗而系统的西乐教育，也少有机遇接受西学之系统训练，但他们却善于借助日本的词汇、概念与新知，重新审视礼乐传统，对其进行新诠释。正是这种见识与能力，使他们这一代留日学生，鼓动风潮之力，远胜鸦片战争之后那些留学英美的读书人。这种见识与能力，甚至这种读书策略，当然不是晚清留日学生的专利与发明，而是晚清以来文化阵线一直被知识分子沿用的“葵花宝典”，在激进的知识青年当中尤其流行。这种新诠释，表现在中国近代音乐思想中，除了用新词汇、新概念诠释传统礼乐之外，不同时期，还可以民族、国家、救亡等革命目标，替换原来传统礼乐的目标；把礼乐文化中关于情与理以及“移风易俗”等，转化为新音乐文化价值标准与新音乐实际行动者的行动指南。例如，礼乐传统中的“乐通伦理”“圣人立乐以崇德”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些伦理与价值观念，在不同时期，一方面常被新文化建设者作为封建糟粕，遭受新音乐家的猛烈抨击，但与此同时，新音乐的创作者与理论家，又不知不觉继承这种思维方式，心甘情愿地创作音乐为各种“主义”服务。匪石激进地倡导新乐，一上场就欲尽弃旧法，指责“乐通伦理”“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之礼乐伦理与价值观，认为它的“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认为只有改换路径，改良中国音乐，实行音乐教育，最终才能实现“开民智、育人才”的目标。但问题是，即使实现了“开民智、育人才”的目标，为众人服务的新音乐，或者为人民服务的音乐，难道就不受制于其伦理观与价值观吗？关于这样的史实，非常之多，此处恕不一一俱引，有兴趣的，请自行翻阅中国近代音乐史专著或教材。

所以，本文认为，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产生，从更长远的时间观察，毫无疑问是中国音乐思想家们创造性使用传统礼乐思想同时，又杂糅了很多新文化成分，进行重组之后，以此来解释中国情境下具体而现实的音乐问题的意外结果。在晚清乐界特定论域中，它或以思想言说，或以乐歌形式，公诸于世。这些实践与言说，是伴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来，一登上晚清崭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就立马成为宠儿。他们还未广泛传播，还未经过时间的积淀，就因社会之剧烈变化，使之摇身一变，轻易地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遗产与传统，成为民国初期年轻一辈思想底层的东西。在我看来，晚清以来，传统礼乐中“乐通伦理”“王者功成作乐”“圣人立乐以崇德”等核心价值观念，不仅并没有被后来的新音乐创造者所抛弃，反而通过新一代的知识更替，以打倒孔家店的方式，再次通过迭代改造与升级，悄然进入近代音乐思潮核心地位。更有甚者，经过新词汇的包装，很多晚清开始边缘化的观念，居然再次摇身一变，走向中心，成为新时代新音乐创作中不可动摇的核心观念。而晚清以来学习西学或西乐的最初核心目标，却在全盘西化与民族趣味的双重标准下，逐渐被挤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建设的中心目标，而逐渐沦为新一轮思想家的言说立论坐标或进行新音乐建设合理合法性的重要之佐证材料。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qikandaodu/2021/0301/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