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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26)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01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20世纪80年代音乐史家介入,认为匪石以一篇短文,就轻易地盖过了章太炎赫赫有名的《訄书》风头,引发了中国近代音乐观念的变化,便是这一学术史的

20世纪80年代音乐史家介入,认为匪石以一篇短文,就轻易地盖过了章太炎赫赫有名的《訄书》风头,引发了中国近代音乐观念的变化,便是这一学术史的逻辑结果。这种结论,在上述叙述框架中,是可清清楚楚得到合理解释的。就历史长线之观察,这一观念的转变,不会是陡变,自匪石始,但史家所言,又非空穴来风。的确,从今天出发,再看匪石的出现,其激进的态度,和他独特地运用“新概念”“新思想”解释旧说之范式,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即它预示了晚清中国社会生活变化的临界点即将到来,也预示了晚清新音乐的归宿与命运。

简而言之,晚清新音乐得以出现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不是激进的观念先行,而是社会生活的推动。而它的发展,则不仅得益于晚清社会生活的推动,还得益于引入新概念、新思想,士人音乐思想的演进,更得益于诸如匪石等激进倡导社会音乐生态之变化,鼓动音乐创作与教育改革,鼓动社会生活发生改变的言说与实践。

正如上文所说,1903年前后,当匪石等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借助日文词汇,运用刚刚熟悉的新知,对中国音乐现状展开批判,对中国音乐未来改良远景进行驰骋想象时,可供借鉴的榜样并不多?。这不仅是因为,此时日本音乐教育虽取得不小成就,但相比西乐,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更在于西乐本身。因为此时,无论是日本,还是匪石,直接获取西乐的途径很小,其所知所感,皆甚少。即使退一步,跟三十多年前清廷的第一批外交使团成员相比,匪石西乐的直接感受或经验,也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曾对近代中国音乐思潮有过专门研究的张静蔚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清廷从1866年开始派出的各国外交使团成员撰写的“使外日记”中,这些使团成员都有近距离接触西方生活的经历,以及观赏西方音乐的体验,且在日记中有相当篇幅记载或描述这种经历与体验。但有意思的是,这些接触了当时最正宗西方世界的士大夫们,无论是品鉴西方音乐时抒情感怀,还是作文化价值判断,所使用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无一来自西方的观念,而依旧是传统礼乐,且未发现有转向西方的苗头?。张静蔚先生最早注意到近代中国音乐历史上的这一细节,但很可惜的是,这一值得关注的细节,却常常被人轻易地忽视了。在我看来,这一细节,所呈现音乐历史特征,所传递的音乐思想观念,其实,才是中国近代知识界面对西乐的主流特征与核心观念。

很久以来,学界因为某种文化氛围与兴趣取向影响,热衷于从文化政治革命历史的角度解读音乐史,只注意到了甲午战败之后日本给中国的巨大影响,即“博采东西乐经,以为中乐革新之先导”[6](P191、190)的成果之一——日本歌曲输入中国,以及日本教习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却忽视了乐界精英对于中国音乐改良的道路与步伐节奏,本来就有不同意见。是步日本近代音乐发展后尘,还是越过日本榜样,一直是此时乐界精英议论的焦点。除去熟知的匪石之外,曾志忞也有“留学德国,勿往日本”[18](P226)之劝诫。他们的意见,到底是出于技术文化上的考量,美学趣味上的考虑,还是面向未来,寻求中国音乐发展的最终方案,很难直接通过一个文本说清楚。但是,透过这些意见与日后学堂乐歌先进的反思,则不难看出中国近代音乐史思想与实践,从学堂乐歌开始,步调原本就不曾协调过。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虽很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者个人的认知与价值观念,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重要因素。一个显例,就是1912年,《重编学校歌唱集》“编辑大意”中,沈心工回忆他出于技术与美学趣味的考量,说他“初学作歌时,多选日本曲,近年则厌之,而多选西洋曲。以日本曲之音节,一推一板虽然动听,终不脱小家气派。若西洋曲之音节,则浑融浏亮者多,甚或挺接硬转,别有一种高尚之风度也。(默察国人一般之心理,往往喜唱日本曲而不喜唱西洋曲,竟有学校教师于奏曲之际故意加花,而自鸣得意者,此非音乐上之佳兆也。)今余歌集中尚多日本曲,俟得适合之西洋曲当一一易之。”[19](P162)从1902年沈氏动心动念欲参与学堂乐歌,到1912年,期间满打满算也就十年,沈氏便对其以往随时俗之所为深感愧疚,欲更辄易张。

很遗憾的是,沈氏这一反省,也常常不被后来研究者所关注、理解。但沈氏这一自述,本身却证明学堂乐歌早期的艺术与审美趣味。正是这种趣味,引发了1904年左右日本留学生对国内勃兴的学堂乐歌的批评意见,例如曾志忞在《乐典教科书》“自序”中对国内“爱国者论事”的思想现象进行批判,批判国内乐歌推行者,所作所为,就是迎合时俗,要么是改良“从前哀艳淫荡之音调”,变为“今日之所谓改良歌曲”,要么是“用《十送郎》、《五更调》等改头换面,即用乐府曲牌名,模仿填砌。”[20](P211)。在他看来,这种爱国者论事,看似热衷新知,但其实是对器物技术的崇拜,见到新器物新技术,不是去研究其原理,而“以为凡事物之行于今世界者,考之我古国无不毕具”[20](P209)。于是,这种爱国者,一旦到海外,看到行于今世界之事物,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买买买,花重金购得,移植中国。因之,曾氏甚至断言这样的改良音乐,其下场犹如五十年前的洋务运动。他说: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qikandaodu/2021/0301/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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