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13)

其实，中西问题有没有必要争论，不在于学者，而在于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能否继续对外开放，深化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在于国人智识不断提升与开发。倘若持续的开放，智识不断开发，无论民众，还是学界，都不再将西乐看作是一国一地之乐，而视作是近代以来的国际性、世界范围的世界音乐文化。传统的中西问题，自然就没有必要讨论了。如果还真有必要讨论，那一定会是在遵循逻辑，依据智识准则，演化成中国与世界、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

这也是百年之后，回望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意义之所在。因为近代中国的音乐思潮，它的逻辑起点与出发点，虽以近代音乐为逻辑起点，但它的主体则必须是中国人，它关注的，是中国人，而非他人的音乐生活与精神世界。因此之故，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其逻辑与价值指向，至始至终，须是指向近代国人遭遇近代西乐，并在这个声音世界中触发或引出的中国人对声音世界之意义的重新理解与价值判断，而非其他。有了这个前提认知，才可能会进而理解晚清诸先进言乐背后的动机，即不是简单类似今人进音乐厅观赏音乐之事，而是借乐言家国天下事。由此视角出发，研究者翻阅晚清诸先进使用的旧词汇、旧概念构思的文章，才能进而观察到或体味出士人音乐趣味与取向，与今人的差异与距离，以及这些趣味与取向在历史观念转换中的意义。音乐趣味与取向，不断更迭替换，此种现象，发生于晚清，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而是早有发生，历代如此。其实，今人也仍处在更迭与替换中，甚至频率越来越快。我们关注的，或我们需要体会的，更在于这些趣味与取向是如何存在于观察者的整体观感与实践之中，即来自西方国家富强文明给他们痛彻感受后，他们如何摘取泰西诸国经验，又如何借机主动对传统礼乐思想进行更新与意义进行祛魅。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才是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的重要问题。如果撇开这些问题，而据以所谓中西问题意识，再凭借报章译书，凭借时人论著中的纸上文字，进行的所谓近代音乐思潮或音乐思想史的研究，无论论者逻辑如何严密，材料如何丰富，都既不能实现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研究的学术理想，也无法还原或解释清楚晚清知识分子对音乐的新理解契机与途径，即如何开始借助泰西诸国经验，如何借机主动对传统礼乐思想进行的更新与意义进行的祛魅。

这些问题，不解决，不搞清楚，使得以往史学主流虽一方面言之凿凿，肯定新音乐，但一方面却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解释时人何以对新音乐的实践给出那么多千篇一律且天真无邪的赞美？它们究竟是真的出自感性体验，真诚的理性愿望？还是真的出于工具理性，是无知而纯真的想象？20世纪末，当有人提出新音乐低劣与实践仓促之论时，学界虽有不忿，但仍一时间集体沉默，难以迅速有效地做出具有针对性、令人信服的回应?，大概就因此之故。至于具体到中国音乐改良这一具体问题，不管是汪毓和等前辈的论述，还是张静蔚先生等的理论著述，都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时人于此何以屡屡给出的药方依旧是回归传统雅乐，至于时人赋予学堂乐歌新音乐诸多令今人瞠目之高大意义，视其是包治百病的中国近代化建设良药?，将音乐教育作为“新民”自我教育与完善实践之凭借，以及俨然将新音乐视为现代“礼乐”的所言所行，则更是难有作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注释：

①“西学源于中学”曾是晚清很有力量的一派思潮。清季今文家变法改制思路与这种思维具有极高的重合度与相似性。康有为与早期的梁启超在会通“孔子”与“西方”的技巧颇近于“西学源于中国说”。研究学堂乐歌历史，不可不注意到这一点。

②此类研究，又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它是基于爱国主义，伴随西学传播而兴起的新音乐文化，它的出现促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向近代化转折。另一派认为乐歌的出现是偶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任何的酝酿、发展，而是非常历史时期里用来解决实际需要的非常之举。这两派观点虽不同，但却都以学堂乐歌为中国近代新音乐的起点。

③传统史学与当代史学虽在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传统史学追求的“经世致用”，与当代史学研究追问的学术研究目的是什么，为谁服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譬如，“革命音乐史”“人民音乐史”等叙事方式，一度就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唯一特征，它曾深深地影响到学者研究的取向，以及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轨迹。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qikandaodu/2021/0301/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