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22)

二

在接下来的谈论未展开之际，我要先申明，本节大量引用学界以往常引的“使外日记”中的材料，而不是发掘新材料，来说明这些本土资源的特征，即传统士子的思想意趣——他们依然“是用封建的正统的思想（礼乐），来对资产阶级音乐进行区分”[9]（P45），来看待西洋音乐的。出现这种现象，背后肯定有复杂的原因。苛责或批评这个群体的趣味与审美，或将其归结为礼乐文化之落后价值观念，不论其研究是否观念先行，还是受到某种学术方法之影响，其结果却是相同的，即看似严厉批判封建礼乐，实则有意或不经意间过分抬举了西乐，而忽视了传统礼乐思想的价值。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自然是既看不到，也不会认为“使外日记”中其实蕴含非常丰富的音乐思想史料价值。例如，以往学者持革命史学观念，虽屡屡翻阅“使外日记”，却往往不解驻外使节耳熏目染于西方文明，每每赞叹今之西乐之际，犹不忘带上中国上古三代之礼乐，将西乐比作上古三代礼乐，认为“西国风俗多有暗合中国之古训者”[10]（P44），其中深意。因此之故，这些研究者即使明知或考虑到此类日记，须呈送总理衙门，其构文选题，应有特殊考量，以投合上意之背景，也不愿去解读文本与事实之间，何以出现有正反两面之意趣？而是将其视为先进与落后观念之绝佳历史注脚，故在解读这些材料过程中，有意忽视了晚清实施洋务以及君臣上下互动的史实，既主观上未能将此纳入其中作综合考量，而客观上也不愿去理解这种文字曲折的表达与透过文字背后的逻辑指向，为何如此不协调，不同步。抛开先进与落后观念，回看文本，倘若将这些综合考量一一纳入，便知二者之不协调，不同步之处，恰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与文化的特长。因此之故，近代音乐史，特别是音乐思想史研究者于此处当格外小心慎重。晚清音乐思想史料，虽多是纸面文字，且并非古文，但研究者仍不能掉以轻心，仅看纸面文字之义，而忽视了某些文字的写作动机以及文字背后丰富的时代含义。比如上面提到的材料中，驻外使节对西乐的态度，以及言西乐，必提及上古三代礼乐之举，完全就可理解为开放，赞成学习西方，也可理解保守，“中体西用”。这本是极高明的政治智慧与文化建设策略。它既不忤逆上意，让领导反感，又极尽职责之事，表明其观察的立场，让国人知晓真相，可谓用心良苦。晚清趋新士子利用这种立场态度，在设计晚清音乐教育蓝图，想象中国新音乐发展时，才可以顺理成章地以中土雅乐的名义正确地使用西乐资源。因为一旦现实中有人反对，就用“三代礼乐尽在是矣”[11]（P69），予以强力回击。士子的这种思路与现实考量，不仅是此时思想资源和工具概念除了传统礼乐之外，还没有新思想资源和工具理念引入，任其选择，更重要的是，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今天的研究者，于此不能不慎。

我之所以在本节正式叙述之前，提请研究者注意这些驻外使官的知识背景，比起日后大名鼎鼎的留日学生，可谓更全面，更优秀一些。乃是因为以往的研究者仍拘泥于某种特定印象，将他们视为当时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而忽视了这些当时知识界最积极参与晚清洋务的先进分子在体制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较为全面的西学背景。其实，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特别是担任译员的士子，出身也并不显赫，有的地位还十分低下?，但他们无论是对待西学新知的态度，还是对西学的接受与理解程度，却一点也不逊色于日后大名鼎鼎的留日学生。仅就外语一科而言，这些译员出国之前，接受过同文馆的专门训练，听、说、读、写能力之平均水平，远远胜于日后的留日学生。可以想见，这些有基本的语言训练的驻外使官，他们现场聆听西乐的几率与经验，怎能是日后巨量的留日学生所能比拟，所能相提并论的?。他们描述其所见剧场环境、音乐组织、表演形式、节目类型以及听乐感受，本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这些日记中的听乐文字，本是中国近代最早一批西乐乐评实录，或所谓的文化“随笔”，而受到史家关注。尽管这些文化“随笔”，或现场乐评，其知识盲点或思想观念，在今人看来，或许十分粗浅，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但透过其描摹西乐生活之大致情形时天真烂漫之语，依旧清晰可见评论者对听乐环境、乐器、艺人、作品、表演形式、观众以及奇异声音世界的真实兴趣，以及从中国视角对其所见、所听、所感的音乐世界的价值判断。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qikandaodu/2021/0301/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