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7)

这些“乐评”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此。它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无意间充当了近代中国音乐观念发展历史的标本与坐标。史家得益于这些文字，才能发现二三十年之后国人和留日学生论乐言说，虽不见得与这些文化“随笔”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在对西乐的感受、推崇音乐教育等方面，二者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惜，因为材料所限，我们无法证实“非能知音者”匪石对西乐的描述，也参考了“使外日记”中的材料，更无法肯定匪石对未来中国音乐教育的设想，究竟是得益于“使外日记”，还是得益于传教士翻译的关于泰西诸国教育书籍之相关描述。但这种相似，的确存在，也不应忽视，而应须重视。它不是偶然与意外，当是晚清音乐知识积累的产物。

当然，上述的叙述，不是重申近代中国音乐思潮，以及中国音乐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内驱力，归结为晚清以降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实压迫所致，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商品、大炮和传教士传播进来的，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来的。”[9]（P42）而是借此指出，看似新的音乐思潮，其思想资源主体，依旧是传统礼乐。其实，从更广大的历史时空观察，在晚清新音乐思想未出现之前，中国民族音乐内部也早已经开始出现了种种具有现代性意味的音乐事项：比如苏州评弹，比如花雅之争，比如“水路即戏路，商路即戏路”的现象。这些充满现代性意味的现象，之所以出现，其赖以存在的载体，正是“晚明以来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生活逻辑、城市化、商业化、逸乐、流动，以及日渐复杂化的生活形态”[12]（P3）！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它既不能因此说明中国没有外力推动，也依旧能走上现代化之道路，而由此可引申一个问题：历史同一时期，为何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致使德国社会世俗化，会导致德国音乐进入了全新发展道路，而同期的中国，虽有王阳明的心学，社会世俗化也特别强劲，传统音乐为何依旧老马识途，未能走上一条不同于传统音乐的新音乐的发展道路？

因此之故，借由今日之知识经验，回看1866年陆续出使各国的清廷驻外大使及使员的“使外日记”中，一二再，再而三，描述西方政艺时，并将其视为“三代礼乐”，其言说的思想史意义，在我看来，显然不是如何精准地描摹西乐，而是所记录的时人即时感受，以及文化冲突与文化批评中预示的近代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被“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势植入到晚清中国，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近代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虽能被“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势植入到晚清中国，但能起到的作用，只是加速传统礼乐系统性之崩溃，给予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诸多便利与可能；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音乐的改良，既从未将希望寄托于这些新资源，也从未依赖于旧资源，而是始终兼顾中西，是在二者共生背景下，逐渐融变为一种适应国人新社会生活形态之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中国音乐改良的文化理想。这种思想史意义，放置于学堂乐歌问题上，则可以说，如果没有新社会生活形态的出现，就不会有晚清学堂乐歌的诞生。换言之，乐歌迅速地所占据晚清学堂，不是意外，而是必然。

同治丙寅年（1866年）二月初四，同文馆出身，日后有幸目睹巴黎公社起义的张德彝动身赴海外就任之前，冒雨“礼伯里华美书馆，拜见前充英文教习丁韪良与其友姜辟里”，初五“又赴黄浦滩江海关南，拜前充英文教习包尔滕等”[13]（P451、452）。丁韪良、包尔滕是张德彝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老师，其中，丁韪良此人虽是牧师，基督教出身，却热心介入中国洋务。他深谙晚清中国读书人，最迫切需要，也最现实的，不是会通“古今中西之学”，而是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政艺与科技，故屡有新创之举。以丁韪良为代表的这些传教士此期创办了很多杂志，译介的西洋书籍，在晚清产生过巨大影响。1896年梁启超出版的《西学书目表》高度评价的《中西闻见录》，就是1872年丁韪良作为主持人、编辑出版的：

三十年前，京师创有《中西闻见录》，略述泰西政艺各事，阅者寥寥，不久旋缀。嗣在上海续翻《格致汇编》，前后七年，中经作缀，皆言西人格致新理，洪纤并载，多有出于所翻各书之外者，读之可以增益智慧。惜当时风气未开，嗜之者终复无几。闻傅兰雅因译此编，赔垫数千金云。故光绪十六年以后，即不复译。今中国欲为推广民智期间，必宜重兴此举矣。[14]

作为晚清读书人，梁启超亲历过通过杂志了解西方的政艺与科技，也受惠于此。他所举书目，相比较传教士翻译的专门课程的教科书，在知识的难度与系统性上，要低许多。不过，却很适合当年国人对西学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的。1872年丁韪良于京师所创的《中西闻见录》，距离1896年不过二十四年，但在梁启超记忆中似乎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不过，这种记忆小误，并不影响他的观察与整体判断。梁氏提到当时国人阅读此杂志人数寥寥，确是事实，也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他自称作文是为“今中国欲为推广民智”，却故意隐瞒了包括《中西见闻录》在内的传教士所办的杂志与翻译书籍，对康门一系的巨大影响，就值得另起话题，进行发挥了。实际上，晚清西学进入中国，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不是西学生电化等知识本身，不是传教士手段如何能耐了得，而是船坚炮利，是洋人的富强与文明，“所以它的说服性很强。反对它们的人固然不少，但整体而言，西学逐步取得读书人的注意。如果没有这一笔新资源，原来盘旋于旧学之下的康有为等人也不会在思想上幡然改辙。”[15]（P205）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qikandaodu/2021/0301/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