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24)

三

前文提到，1903年匪石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音乐改良说》，称“泰西音乐，乐不一曲，曲不一谱，其始也能因，其终也能悟”，断言中乐于“古乐今乐二者，皆无所取焉”[6]（P189）。无论是其对西乐的观察体验，还是对古乐、今乐的价值判断，虽无法肯定直接承袭晚清的海外游记，或得益于章太炎的《訄书》、奋翮生《军国民篇》，但《中国音乐改良说》和这些前人在认知上，确有某些相似之处。这说明，在《中国音乐改良说》“鲜明地举起反传统大旗，于一切封建时代的音乐予以批判”[16]（P137），并非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偶然事件，而是晚清国人音乐知识积累的产物。不过，原本在士林、乐界皆籍籍无名的匪石，于1903年运用从日本习得的日文“音乐”“国民”等新思想概念，构思成文，否定传统礼乐，提倡中国音乐改良，并因此而获得关注，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匪石所论，与之前论者，二者在思想观念上并无根本区别，只是行文趣味，情绪气质符合近代革命潮流而已。本来，这种时文之情绪气质，以及其论点论据，对于20世纪初期急于追赶世界发展步伐的国人来说，习以为常，并不会因此而引出其它非份之想。可后来史家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了。比如，张静蔚教授盛赞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一声春雷，是启迪同时期音乐家创造‘新音乐’的号角，预示中国音乐将走上新的道路”[16]（P136），表彰其历史意义。论者于此处看重的，是匪石“对封建主义音乐的批判”，提出振聋发聩的“西乐论”，以及推崇音乐教育。可问题是，对封建主义音乐批判的意见早已有之，至于“西乐论”，推崇音乐教育，更是晚清儒林士人一贯所重，据此阐明匪石言说的历史意义，显然难以有说服力！很遗憾的是，这种研究，学界不仅无人批评，而其逻辑的潜在危险性，至今也没有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注意?。比如，匪石包括晚清一代趋新士人所用思想方法武器，是从传统，还是从西学中汲取营养？如果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出现，既有传统思想资源的作用，又有外来异质文化的刺激，那么，匪石一代的知识人所倡导的中国近代音乐思想特征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认真讨论。我之所以批评某些史家的研究，就是认为这样的研究，这样的叙述，其出发点无论多么宏大，多么善良，却并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相反，还把某些原本清晰的史实弄得不清不楚了。比如，此后学界在中西问题上的长期争论，不就是恰好在于如何看待晚清青年一代趋新士人所用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一武器方法吗？至于论者在明知“使外日记”、章太炎《訄书》与奋翮生《军国民篇》等晚清文献的存在，可依旧推匪石之《中国音乐改良说》为中国近代音乐新思想之“第一声春雷”，更是明显不符合考据学基本原理，却也因之结论符合主流价值，也能被学界轻易放过。既然追根溯源，追溯近代中国音乐思潮，就应该以时间先后为第一要素，而不应该考虑撰写之形式，政治文化与宗教背景，至于其观点流行或被大众所接受，言说“既有近代人的激情，又有学人的理性，是一篇充满智慧、才性和灵气的划时代的音乐论文。他的震撼力远不是章太炎在1899年的《訄书》以及奋翮生的文章《军国民篇》所能比拟的。”[9]（P141）此等主观感受，似更不应是严肃史家所为。不把时间先后为第一要素，或者说不强调时间要素，而尤重某些其它要素，甚至从今天的价值立场出发，夸大某个历史事件的影响力，显然违背学理，有悖考据学的基本原则，致使严肃的音乐史家难以接受。

其次，就后续影响看，在中国音乐还未正式进入了“新时代”，即张静蔚教授所说的“中国音乐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一条音乐转型的道路”[9]（P141）之前，匪石与《中国音乐改良说》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并迅速被世人遗忘。要不是1982年张静蔚发现，介绍学界后，开始有人引用，才改变了此前学界对此文献知之甚少、鲜有提及的局面。这个学术史现象，是否也反证了作为历史选择思想资料的条件，在时间要素之外，人们更看重的是“新”。也就是说，思想史研究，首重之义，不是思想先进与否，而是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否则，单讲向西方学习，单讲对传统的批判，对中国音乐的改良，国人早有先例，且更全面系统的阐述，不待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的催促与带领。

当然，匪石之所如此，有其自身逻辑。匪石在《中国音乐改良说》最后一段，清楚地说明其构思成文的逻辑，不是音乐，而是教育。因教育，故而不得不涉及音乐教育，因音乐教育，而不得不涉及音乐。因此之故，在匪石看来，《中国音乐改良说》所论借鉴或学习西乐，无论是涉及音乐教育、创作、环境、伦理等在内的近现代系统的音乐文化，或其它教育主张、思路与特征，与晚清以来盛行的文化建设思路保持一致，并无不妥之处。此说，也解释了从中国近代音乐思想视角，品读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核心主张，倘若剔除诸如“民族”“国民”等新概念，以及这些核心主张与概念背后的近代政治文化观念，匪石所论，其实与传统礼乐思想，二者反倒在核心之处有极大的相似性，或具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关于音乐内容与形式基本上都以道德为前提，音乐教育设计涉及日常生活，文化创造涉及“夷夏”“古今”“雅俗”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并非“新说”，而是形式为新，而内容是旧。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qikandaodu/2021/0301/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