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20)

这里我引用《点石斋画报》?两则画报《西乐迎神》与《力不同科》，以说明我的观点。前者言“西人无事不用乐”?之习，对粤人之经商寓沪者之影响；后者则着力模拟的是租界西人运动场之表现，并由此引申出西人与国人不同的文化判断。其画报配文称：

西人好动不好静，好争不好让。赛巧之外，更有赛力。且不独赛人之力，更赛畜之力。何谓赛人之力？或以手搏，或以足跳，或以长绳集数十人分拉而头仆者胜，胜者拍手笑也。何谓赛畜之力？或叱牛羊，或驱鸡犬，或沐猴而冠，或放豚出笠，使各逞其爪之锐，牙之坚，喙之利，翮之健，以相矜尚也。总之，人也畜也，杂而聚也，无不有求胜之念也。其地则泥城桥外之跑马场，其时则在跑马期之前数日也。[5]（P197）

中西之别，或“西人好动不好静，好争不好让”这样的文化判断，似乎在晚清非常流行，张德彝在日记中就曾专门驳斥这种观念判断：

或谓西人喜动不喜静，好武不好文，亦不尽然。如其打弹、抛球、赛马、溜冰、泅水、赛船等类，正其读书学业之余，随时嬉游取乐，以畅其情，以舒筋脉，皆有取义也。盖学久必怠，又必择其有益无损者而玩好之，以顺其情而舒展精神。此等读书养气之法，恰合《论语》所谓“游于艺”者，朱注“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也。《礼》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非必朝夕咿唔呫哔手不释卷也，必有以养其天机，畅其神志也。由此观之，西国风俗，多有暗合中国之古训者。岂若吾华人之好游骋者，不揣其有益与否，而任意为之。如玩摴蒱虽云静，而终日凝坐，筋脉不舒；玩竹牌虽曰爽，而喧嚣忿争，精神徒耗；玩骰子呼卢喝稚，手掷目注，血气自伤；打摊押宝，劳心焦思尤甚，以上皆赌之害也。其它或嫖，或饮花酒，或吸鸦片，日夜流连，既入迷途，又染烟癖，不仅伤财，而更伤身。是吾人之喜更新而不尚实学，而只求外面之所好，乃皆今之古者。而守旧者所好，乃皆古之今者。苟吾人皆遵古训，则更新者自然反古，而守以旧者亦必更新矣?。

对照之前《点石斋画报》之《力不同科》（子十一）中对西人的描述，再看张德彝之言，读者很容易发现，张氏所言是有极强针对性的。

须知同一现象，一般国人与驻外使官二者之所以有不同见解，非知识有别，盖是因为体验之不同。晚清，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游历，去音乐厅、学校现场观摩或聆听音乐，更不用说接受专业音乐教育了。所以说，晚清国人中接触西乐最多最频繁的，当是这些被今人忽视的驻外使官，不会有错。而他们撰写的关于西乐以及西人音乐生活的海外游记，则是国人当时获得最新西乐与讯息的主要途径，它对于国人音乐思潮之知识积累，调动兴趣，驰骋想象，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所知与想象更巨。

晚清知识界一度盛行的海外游记以及其中关于西乐观赏之史实，以往有学者谓之猎奇?。此种认识，今日看来，可能过于严苛。其实，当国人自觉不自觉用中国的听觉感受，来谈论西乐种种奇妙变化，必有其知识盲点以及趣味偏向。晚清，西乐刚刚进入国人声音世界，好奇在所难免。不过，在我看来，史家应该关注的是，首先不是国人对西乐之好奇，对西乐所作之观察之评论，如何不符合今人观念，而应是探求这些言说背后涉及到的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与审美立场，以及何以据此认识，观赏西乐，在赞赏西乐之同时，却罕有自卑或盲目崇拜的音乐审美心理?。今人或史家倘若放弃如此绝佳材料，不去探究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与审美立场，却据此抹杀晚清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好奇心，以及自我反省之力，未免过于抬举今人了吧！言之误解“数风流人数，还看今朝”?之本意，恐怕是客气。在我看来，此种认识，或许更需要纠正的，当不止仅是结论，而是研究者缺乏对历史同情之理解与史家心态，以及方法论方面缺乏的严格训练。心态与方法论不改变，史家纵使拥有再多史料，依旧还会据此对音乐思潮观念产生环境与各种因素作了一系列的误读。

其实，借助外来资源，重申“礼乐刑政一也”这种社会改造之必须与必要，一直以来都是国人变革的思维与手法。晚清知识界于此达成共识，逻辑线条是非常清晰的，即反复强调本国雅乐已失久已?。确认、强调本国雅乐已失，在此前提之下，了解西方国家音乐教育的情况，学习西乐，借助西乐，重返三代之治，恢复礼乐文化并将之付诸实践，才有价值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换言之，如果不是经此途径，国人视野逐渐拓展，日渐积累了泰西各国因开学校、废科举、变官职致使国富民强的知识经验，甲午战败之后，仅凭康有为等下层士子疾呼，怎么可能让拥有数千年文化自信的国人，短短时间内就下定决心，放弃旧乐，远离“舒适区”，而学习日本，开创一番大事业呢？日后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匪石，激愤地嘲笑古乐“无非揄扬盛德，夸大功勋”，俗乐或为“亡国之音”，或为“婢妾之声”[6]（P187、190），旁征博引，用“盛行泰西”事实，论说中国音乐改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正是说明，无论是论者所举“盛行泰西”事实，所论音乐之意义，还是依据的事实，思想资源与思维方式等，其实并无新意，既未有切身真正的或深入的理解，也未有新资源与新方法；其思想深度与高度，从整体而言，既未超越前人，也未能摆脱“礼乐”之影响。这也可以解释，早期留日学生提倡音乐改良，提倡音乐教育者，何以并不真正考虑音乐与教育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张力，必须依赖于制度与社会生活，方才能发挥其文化力量之理论逻辑所在。日后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经验也表明，如果不是制度与社会生活改造在先，“输入文明”，而非“制造文明”[7]（P195），再先进的音乐文化进入中国，也难以真正体现其文化先进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qikandaodu/2021/0301/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