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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12)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01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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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等日孜孜于音乐,究竟目音乐为何物?音乐之存于世如何?其功用如何?”此问题固更席难解。试更扣之曰:“西人之视音乐为何物?其国之有音乐究

“公等日孜孜于音乐,究竟目音乐为何物?音乐之存于世如何?其功用如何?”此问题固更席难解。试更扣之曰:“西人之视音乐为何物?其国之有音乐究于其国有何等之关系?”此问题范围太广,非一二语所能了结。则更扣之曰:“公等见日本学校皆有歌唱科,于是羡而效之。然亦细察日人之输入西乐,用何方法,用何材料,以至今日?”[7](P195)

这些曾氏以为急需且欲“研究之问题”,在沈氏看来,却并非如此急需。在沈氏看来,这些问题当然重要,可目前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现有的新式学堂实施乐歌课程。沈氏高度认可日本的乐歌经验及日本音乐教育模式,可能是在沈氏看来,日本经验与模式,更适合于摹仿,简单易行,也更适合于国内实际。这大概是沈氏有过不同体制教育从业之经验,洞悉国情与体制运作之规律。日后看来,沈氏的选择与判断,真是极为准确。果然,急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官员与不甘落后的民众,立即拥抱了最先登台亮相的沈心工以及他填词的日本歌曲,沈心工以及他所在的南洋公学的学堂乐歌很快被官方推为学堂乐歌的先进榜样?。

而被时俗自愿屏蔽了其时学堂乐歌发展中另外一种意见,直到几年后,经沈心工反省检讨,又再次被世人所知。其实,1904年,国内学堂乐歌蓬勃兴起,至1905年,国内也出现过不同的意见,比如李叔同关于雅俗之议。只是,李叔同此时还未了解西乐真谛,所言所论,故只局限于文学。但曾氏却不一样,此时的他,已有丰富的学习经验,且对日本音乐教育有了比较深入之了解,故曾氏所言所论,基本是基于事实之判断,可谓真知灼见。这里仅举其载于1905年10月第二期《醒狮》之《日本之音乐非真音乐》“译者序·跋”里的两段文字,以供讨论之用。

序。予初至日本,观其音乐会及访其教师,一若天壤之隔,高不可仰,盖崇拜之甚也。及癸卯冬入音乐学校,渐渐于全体之程度,教师之伎俩,及教授亲疏,颇于心中有疑惑。然见闻浅薄,材力未富,不敢谬加评判。今读开孛氏此篇,是可为一千九百〇五年之日本乐界之评定矣。开孛氏久留日本,日人甚崇拜之。开氏之所说,固为日本人忠告,然吾国人读之,亦可自觉悟。日本人聘外人,而尚有外人之忠告;吾国人聘日人,而至今不闻忠告。则是篇之出也,亦宜篇中云:“男子之音乐家,自龙廉太郎死后,后起无人;女子之音乐家如幸田延子作例外观。外若桔、若神户二君,虽为日人中之娇骄者,然能作教师与否尚在思索中”云然,则吾中国内外所欢迎之所谓日本音乐家,其伎俩如何、其只是如何,岂不可想见耶?!因亟译出,以告主持乐界者其早醒也。译者记。

跋。译毕为之叹息曰:日本音乐家以吾国人观之,已觉高尚万分矣。乃开氏鄙薄至此,要之无非卑其人格,议其无教育耳。吾国音乐前途尚未透露,然以开氏之言一反省之,其道处十有八九也。以音乐先天而言,则发声之无响、无力,乃吾人之通病。以音乐技术而言,则发轫之始志愿卑浅,修养轻躁,将来之结果不可逆料。以音乐教育而言,则更茫然不可知。开氏曰:日本之音乐非真音乐,然犹得为假音乐乎?今中国之音乐立可谓之“非音乐”,盖一堂演奏不过一场狂吠乱嚷耳,质之当局者以为如何?[21](P215、216)

学界对于曾氏的言论大胆、偏颇,甚或极端,早已习以为常。其实,时人似乎于此,也未觉不妥。因为关于中西之论,于晚清学堂乐歌同仁而言,不仅是文化评论,也是知识的传播。只是这一问题,在20世纪下半叶,因缘际会,而有了不同的意义与价值,且影响深远?。以至于进入21世纪,张静蔚教授谈论这个问题,依旧心有余悸,担心人们关注中西问题以及引发频繁的讨论,会影响中国现代音乐建设的步伐与节奏:

在纪念《中国音乐改良说》发表一百周年之际,窃有一言矣,曰:自匪石提出“西乐哉”已经一百年了,从理论到实践,已经证明音乐上的“中西结合”(这也是不十分准确的缩略语),是一条成功的发展中国音乐的道路。故有关音乐上的中西问题,已没有必要再争论了。理论上应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研究新理论、新思想、新问题、新现象、新方法,作为音乐理论和史学研究创新的大课题,为祖国音乐事业的繁荣贡献力量。[9](P142)

这里,我无法细说何以中西问题,何以能成为20世纪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研究绕不过的话题。我只是想借此话题,提出这种问题与传统礼乐中的夷夏问题,在国人文化心理上,是否有继承关系?如果有的话,它难道不是另外一个更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吗?否则,近代音乐思潮的主体为何看似依旧还是礼乐,却只是借助了外来的新名词、新概念工具,仅在某些局部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做了些许改变,就完美地解决夷夏问题,何以至此?为何这种变化了形式的传统礼乐思想,就能瞬间将在历史中尘嚣甚上讨论了千年之久的夷夏问题,意义与价值结构,使其问题消亡?是得益于民族、国家等新概念的引入,还是得益于中华民族一起努力建设的现代国家的实践?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网址: http://www.sxlljydkzzs.cn/qikandaodu/2021/0301/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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