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16)

?正如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珍贵文献——纪念<中国音乐改良说>发表100周年》题记所言：1982年他发现了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1983年在中国音乐学院以《中国近代音乐史料和论文汇编》油印讲义的形式，刊发出来，迅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90年代以来，很多学术论文和著作，都引述了该论文。可见这篇文章已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我沿着此种路径，查阅大量相关的论文，的确未见有异于张静蔚教授的论述。

?张静蔚谈到章太炎的《辨乐》，一方面称它“寓否定封建音乐的思想于佶屈聱牙的古文词之中”，另一方面又称它“是在戊戌新文化中批判封建音乐的先声”。

?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60年出版后，198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该书的第一本中译本。本文所用的译本，是谭汝谦、林启彦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张前在《中日音乐交流史》中指出，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音乐主要是在日本江户，是通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铃木米次郎，学习的内容是乐理和唱歌。除了这个渠道，留日学生接触音乐，更多的是通过学校、社会生活中日人的音乐活动。像欧美驻外使官那样的接触原汁原味的西乐，留日学生估计很难。

?驻外日记的作者描写泰西社会，所用手法基本上是白描手法，所记事件基本是经过“政治正确”过滤后，符合国内主流价值观念的事件。譬如张德彝《八述奇》所记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五日至三十日，连续二十多天的所见所闻，所涉及音乐处，虽仅有两处，但皆事实描述，有一说一，绝少价值判断。这种比较客观的记述，既可减少政治风险，又能尽可能保留作者对泰西社会的客观感受。这也是这种文字何以在清季为时人所追捧，成为时人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这种看似流水账的客观文字，虽缺少生动气息，但却仍能清晰分辨出经过作者“过滤”过的泰西社会种种不同于中国的崭新气象。而这种崭新气象，恰是清季时人新知与言说的根据来源。

?张之洞所辖湖北提倡朗读“乐歌”，而江浙一带倡导的歌唱之乐歌，二者之不同以往学者未予以特别关注，往往混为一谈。

?史家以三驾马车比喻沈、曾、李三位对学堂乐歌的贡献，曾是近代音乐史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

?1899年开始，清廷就多次派人前去日本考察军事、教育、学制等。1902年项文瑞赴日半年，游学考察教育。他曾严肃地向日本教育家提出“我欲学造敝国歌，如学琴三月，能造之乎？”急于追赶日本教育之心情跃然纸上。参阅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1840-1919）》第86页，项文瑞《东游日记》八月二十日所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

?中西音乐关系是中国音乐学界长期讨论问题之一。讨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孰优孰劣，一是如何评价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与创作，以及中国音乐发展道路如何选择的问题。这些原本学术的问题，一度因政治因素介入，致使讨论各方都非常紧张。今天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持续不断地争论，在于各方对中西对象的理解不同所致。参阅张伯瑜《中西音乐关系讨论中概念与内涵的错位》，《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

?刘靖之《新音乐史论》（台北耀文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出版后，引起大陆学界关注，虽有批评意见，但未真正意义的学术批评意见很少。譬如刘再生“评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兼论新音乐的历史观”，作者虽有雄厚学力，欲从古今、中西、雅俗、政乐等四个方面试图论述并寻找出新音乐的产生、发展历史规律，但终因理论预设之缘故，未能真正触及刘靖之新音乐立论的软肋。

?例如梁启超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把音乐教育作为精神教育必备的常识看待。参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七十七，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9年版。又见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1840-1919）》第106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

?明言从音乐批评的角度，理出学堂乐歌一条由“新民”而“新学”进而“新音乐”的逻辑线索。参阅明言的《为“新民”而“新学”、“新音乐”——学堂乐歌时期的音乐批评观念》，《音乐研究》2001年第2期。

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讨论，可以撇开传统礼乐，直接从新音乐谈起吗？新音乐从一开始就有意在旧乐与西学之外，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或它本就是晚清“西学源出中国说”①之余波，在音乐上的回应，还是日本的直接影响，是无奈仓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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