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特征是中还是西(30)

④譬如志刚《初使泰西记》中所记述西国五伦、西教、四轮车、火轮车以及西乐舞蹈，就已注意从环境、伦理、宗教、组织、历史、习俗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比较，探求未来中国发展与行动策略。比如，有人问中国何不急办铁路？他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为何不急于修铁路，难救难在如何处理坟墓。因为此事，既事关民众现实生活秩序，也关乎中国历史。或许因此之故，他虽认可泰西之舞，但却认为不可行之于中国。当然，也有学者，比如张静蔚教授就不认可志刚认为泰西之舞不可行之于中国的理由，即“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参阅张静蔚《触摸历史》。

⑤主流学者对近代教会学校的态度一直很纠结，既将其看作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又认为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发展有益。以为西方教育、教会学校以及随之带来的教会音乐思想，是近代中国音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并予以研究的内容。参阅张静蔚《近代中国音乐思潮》，载于《触摸历史》第45页。

⑥例如黄炎培，他跟中国教育会关系密切，早年也是反对帝国主义教育殖民的激进分子。但1915年在为沈心工《重编学校歌唱集》序时，却在序言尾声，写下这样的文字：“时为民国四年四月十一日，舟渡太平洋赴美国。乘客奉耶教者云集大厅，事诵圣经唱歌，歌声、琴声与风声水声相激应也。”一改之前的表现，给基督教会文化教育予以别样的观感。在此要说明的是，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1840-1919）》附录中称黄炎培1917年赴美考察，时间有误。

⑦1903年3月12日中国教育会在《新民丛报》刊发《教育会之公函》，向海外同胞追述教育会理会动机，就是反抗专制教育和列强的文化侵略，即“专制之毒，痡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况丰祸之交乘而迭至者乎？同胞同胞，吾侪不自振拔，偷懦惮事，失今不图，必无幸免之希望矣。”

⑧譬如上海龙门师范学堂乐歌科教员邹华民就是受到基督教士的影响，俞复在为邹华民《修身唱歌书》作序时称，邹氏“治乐歌，二十有余年矣，始受之于基督教某西士，刻自研求，复时与西士之通学者，讨论而榷商之。今又博征夫东邦乐歌之书，而于音程之关于儿童心理者，尤加意焉”（见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1840-1919）》第130页，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可见，基督教乐歌与日本乐歌之区别，在于后者关注儿童心理。至于晚清各地所设女学堂，教习多半都是教会毕业生。据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二十一日《顺天时报》《记外人设立各学堂》就称：“现今我国新设立的各女学堂，所有各科女教习，多有慕贞女学堂毕业女学生充任的。”这里提到的慕贞女学堂，即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办于1872年的慕贞女校。

⑨以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1840-1919）》“第四辑”“音乐教科书序言选”30篇为例，其中只有曾志忞等少数几位编选教科书者不是第一线的教师，其它编选者均是第一线教师。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查验。

⑩譬如20世纪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虽创办有多所新式学校，推崇音乐教育，且为学校创作过不少学堂乐歌，但影响依旧有限。

?关于这个现象，钱仁康等早已注意，且有深入研究。翻阅学堂乐歌时人记述，其实，时人对教学对象、填词内容等均是有周详考虑。比如1912年沈心工在其《重编学校唱歌集》“编辑大意”里回忆，自甲辰至丁未间，所编选歌曲集，是“专为教师取材计，凡歌义之浅深，乐曲之难易，以及时令之先后灯，仅约略分之而不求细密也”，以区分类似如国文、算术等科的儿童用书。参阅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1840-1919）》第162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

?例如1905年《女子世界》第2期（14期）第65、66页刊出的《常熟竞化女校开学歌》《常熟竞化女校放假歌》，与1907年4月《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刊登的《女子春季励志5》歌（第139页），曲调完全一样，歌词气质虽有相似之处，但在歌词分句等细微之处，已有分别，特别是《女子春季励志》歌曲的主旨是鼓舞女性励志，破除家庭囿限，承担起与男子同样的国民责任，颇具时代新风尚。

?集体歌唱形式，给予晚清时人以极强的冲击力。一方面，是因歌唱形式本身，另一方面，则是歌唱形式本身载负的礼节仪式。中国本是礼仪之邦，由“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所开启的传统礼仪，到晚清遭遇到输入中国的西方和以西方为蓝本的日本礼仪，国人迅速将中西礼仪合璧，成为当代新礼仪，广泛运用于生活各个方面，一时间蔚为大观。因此，学校唱歌被赋予各种礼仪功能，各种活动中都有唱歌参与其中，歌唱因此获得了极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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